从人类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两三百年的工业革命史来看，任何一个经济体快速发展跃进的时候，不可避免充斥着速度、浮躁、泡沫，大浪方能淘沙，也是历史的规律使然。

从2014、2015年开始，中国汽车产业也差不多如此，新能源、互联网+、造车新势力、电动化、智能化、CASE、MASS到2020年的网红热词软件定义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两化融合，似乎只要不热情洋溢的提及并规划，就是与变革时代脱钩，与产业规律背离。

而切切以为，怀揣美好的初心和愿景可以，热情洋溢的主动变革可以，但正如任何一次激荡深度的变革，都绝非轻而易举的速成之业。虽然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等波澜壮阔的征程历史远远不能并论，但应该看到，对于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产业密集、劳动密集、国际化密集并关乎国计民生的汽车产业，这一轮汽车产业变革的漫长性、复杂性、艰巨性都是难以预期的，甚至超出想象。

之于还处在追赶期的中国汽车产业和中国品牌，尤其如此，在初心和热情之外，无所谓弯道、直道和换道，关键在于，必须有足够清醒的理性认识和足够开放的合作心态，继之以科学规划、稳健实施、果敢突围，方能在这场深刻变革的马拉松比赛中不掉队，逐步追赶和实现超越。

于当前的产业和企业实践来看，已经或多或少的充满和面临各种陷阱。

第一，是一揽子计划和包罗万象的“顶层设计“陷阱。起源于工程学术语的顶层设计，其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已经被逐步引入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对于正在深度变革期的汽车产业，从国家到地方到企业，当然需要一揽子的顶层设计，起到统筹布局和科学规划。

然而顶层设计并不是包罗万象，于企业的实践而言，顶层设计可以解决发展定位、边界划分、愿景目标、资源分配等问题，但具体的策略创新、业务发展和能力建设，尤其是适应颠覆性变革，只有从植根用户需求和技术发展的一线中来。

顶层设计是需要的。但武装到牙齿的计划，却无法充分指导和解决创新，尤其是考虑到这一轮产业变革的技术范式还未稳定，用户和市场需求仍处于零散多变的培育期，必须培植出基于业务一线的自创新能力。

第二，是切入存量领域、集中火力的中心突围陷阱。诚如中国革命一条最重要的实践经验：从农村包围城市。于当前的汽车产业变革，对大多数传统汽车企业来说，激进启动变革，大张旗鼓在中心业务领域启动的勇气可嘉，但或许并非是最优的选择。

2019年决意全面启动全方位变革，雄心勃勃启动数字化和电动化的大众汽车，当前遭遇的ID.3交付风波和数字化转型困境就在于此。

大凡所有的变革，越是靠近现有业务的中心，其一体化变革的惯性阻力越大，需要投入资源和能力越强。以大众汽车这样的跨国巨头，也只是当前在智能化、数字化的水平与数年前的特斯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更何况后者的变革包袱远没有前者巨大。中心变革难度可以想象。

因此，多从边缘、细分领域寻找差异化创新机会，是一种更优的选择，特斯拉、蔚来等造车新势力的发展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是盲目脱离自我边界和能力、单打独斗的自主创新陷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可以成为特斯拉和苹果，即使是做到华为和小米，也是极其罕见的佼佼者。

软件定义汽车成为整个产业的关注点，以至于当前几乎所有主流品牌都要建立起自主掌控的一体化软件架构。然而，无论是从端、管、云，还是从应用生态、软件生态、底层系统角度，建立一个自主掌控的一体化软件架构均挑战巨大。

对于传统汽车企业尤其是中国品牌而言，从极其不善长的领域切入，还得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资金，更要面对基础架构和技术路线不确定性的风险，风险一眼即知。

于此之时，清晰自我认知，以开放的心态，结交合作伙伴，短期内让渡出一些战略利益，甚至在特定领域给软件企业、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核心资源掌控企业让出主导权，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第四，是毕其功于一役、缺乏战略弹性的速成陷阱。2022年前后主流企业的纯电平台纷纷成型、2023年电动车成本优势超过传统燃油车，2025年L4进入量产，这一系列的产业预测已作为当前不少车企推动战略转型的基础。

但是，如前所言，特斯拉耗时十年的产品迭代和技术架构并不能完全确定整个汽车产业已经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技术范式，叠加产业相关的其它因素，如基础设施、法规政策等因素，无论是软件定义汽车还是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两化融合，都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征程。L3级自动驾驶的量产瓶颈正体现了这一点。

这样的产业变革征程，即使按照五年迭代周期、两代基本成型的粗浅计算，至少也需要8-10年的时间，事实上，对应特斯拉的进化节奏也基本上符合这个大概估算。

因此，无论是部署软件定义汽车还是推动智能化、电动化融合，必须要设置足够的战略弹性，确保即使遭遇转型瓶颈，也有足够的腾挪空间和平台进行纠偏调整，不至于对核心业务进行巨大冲击。

总结起来，要避免产业四个陷阱，归结起来就是四个要点：

一、打造一线自创新能力。

二、着力从边缘机会突围。

三、让渡局部战略利益换取生态联盟。

四、建立战略弹性。